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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2010年的北京，九月的风已经带着凉意，却吹不散火车站广场上的人潮。欧阳燕拖着半旧的行李箱，站在“北京站”三个鎏金大字下，行李箱轮子在地面碾出细碎的声响，混着南腔北调的吆喝声，砸得她耳膜发颤。

    行李箱里塞着三件T恤、两条牛仔裤，还有一本翻得卷边的《编辑的艺术》，最底下压着张褪色的合影——她和大学男友并肩站在图书馆前，男生笑起来有两个酒窝，后来却在毕业前夕，以“异地太累”为由提了分手。来北京的前一夜，她把合影从相框里抽出来，叠成小方块塞进箱底，像是要把那段酸涩的青春，一并打包封存。

    “姑娘，要住店不？近得很，三十一晚带热水！”一个穿花衬衫的大叔凑过来，身上带着淡淡的煤烟味。欧阳燕攥紧口袋里仅有的两千块现金，摇了摇头——这是她攒了三个月的兼职工资，得留着付房租。

    按照网上找的租房信息，她倒了三趟公交，终于在天黑前摸到了海淀区的一个老旧小区。六层顶楼的阁楼，不足十平米，墙皮大片脱落，露出里面泛黄的水泥，唯一的窗户正对着隔壁楼的排气扇，一开窗就能闻到油烟味。房东是个叼着烟的老太太，眯着眼打量她：“押一付三，一千二，少一分都不行。”

    欧阳燕咬了咬牙，数出三千六百块递过去。看着老太太把钱塞进蓝布包的瞬间，她突然有点慌——剩下的四百块，要撑到发工资，不知道够不够买泡面。但当她把行李箱推进房间，把那本《编辑的艺术》放在掉漆的木桌上时，又立刻稳住了心神。她来北京，是为了成为《悦尚》杂志的编辑，不是来抱怨出租屋太小的。

    第一晚没找到插线板，手机没电自动关机。她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，听着隔壁夫妻的争吵声和楼下的狗叫声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摸黑从行李箱里摸出那本《编辑的艺术》，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，指尖划过扉页上自己写的字：“欧阳燕，要成为能让作者发光的编辑。”

    第二天一早，她揣着提前打印好的二十份简历，挤地铁去了CBD。早高峰的地铁像个罐头，她被人群推得贴在车门上，简历被攥得发皱，却死死护着胸前——那是她投给《悦尚》的唯一一份“精装版”简历，照片是特意去照相馆拍的，穿的是表姐淘汰的米白色连衣裙。

    《悦尚》杂志的办公区在一栋玻璃幕墙的写字楼里，前台小姐穿着剪裁得体的套装，妆容精致得像杂志模特。欧阳燕低头看了看自己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突然有点自卑，连声音都小了半截：“您好，我是来投递简历的，应聘编辑助理。”

    前台接过简历，漫不经心地放进旁边的纸箱里，里面已经堆了半箱。“我们招聘截止到上周了，不过你的简历我会交给HR。”语气里的敷衍，像一盆冷水浇下来。欧阳燕走出写字楼，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，看着玻璃幕墙上自己模糊的影子，突然红了眼。

    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她每天天不亮就出门，跑遍了北京的大小杂志社和文化公司。简历投出去五十多份，只收到两个面试通知，还都是没听说过的小作坊，开口就问“能不能接受无薪实习”。有天晚上，她在公交站等车，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，听筒里传来熟悉的乡音：“燕子，在北京好不好？钱够不够花？不行就回来，妈给你找了个代课老师的工作。”

    欧阳燕靠在公交站牌上，看着远处写字楼的灯火，用力吸了吸鼻子，把到嘴边的委屈咽回去：“妈，放心吧！我找到工作了，是一家大杂志社，待遇可好了！北京机会多，我一定能站稳脚跟的。”

    挂了电话，她蹲在路边哭了十分钟。路过的行人投来异样的目光，她抹掉眼泪，从包里摸出最后一块面包啃起来——这是今天的晚饭。啃到一半，手机突然响了，屏幕上跳出一串陌生的座机号码，归属地是北京海淀。

    “请问是欧阳燕女士吗？这里是《悦尚》杂志人力资源部，看到你投递的简历，想邀请你明天来面试编辑助理岗位。”

    欧阳燕握着手机的手突然发抖，连说了三个“好”，挂电话时才发现，眼泪又流下来了，这次是热的。她一路跑回出租屋，阁楼里没暖气，她却觉得浑身发烫。翻遍行李箱，找出唯一一件稍微正式的衣服——大学毕业时买的藏蓝色职业套装，因为一直没机会穿，还崭新地挂在防尘袋里。

    没有熨烫机，她就烧了一壶热水，用搪瓷杯装满，隔着毛巾一点一点熨烫西装的褶皱。出租屋的卫生间只有一个狭小的洗手池，她站在镜子前，用攒钱买的廉价粉底液遮住眼底的黑眼圈，又借了隔壁室友的口红，小心翼翼地涂了一点。镜子里的姑娘，脸色还有点苍白，但眼睛亮得像星星。

    “欧阳燕，你可以的。”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，抬手理了理额前的碎发。窗外的月光照进来，落在她攥紧的拳头上，那是年轻人独有的倔强与憧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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